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汉学家吴芳思:书写中国文学史的英国老太太

2018年01月02日 11:53
(作者:叶叶)

最近一次见到吴芳思,是在伦敦光华书店举办的作者读者见面会上。那一期见面会的主题围绕着吴芳思的新书《Great Books of China》(《中国文学》)。


书的书名让我感到好奇,英文的书名表明本书中提及的著作无疑是中国文学中的上乘之作,中文的译名却是框了一个很大的文学范畴。


在见面会上,吴芳思对书名有一些自己的顾虑,她直言这是出版社的意思。她觉得书名中用“great”(中文译为:伟大的)这个词不够准确,她更愿意用让她感兴趣的说法来形容被她选出来的这六十六本书。她说,她本想写一百本,但碍于时间和精力的缘故,最后决定写六十本——她认为,“六”这个数字在中国人眼中是个“吉祥的数字”,但写到第六十本的时候没收住,又多写了六本。华人读者们听此说法表示,“六十六”在中文里比“六十”更吉利哩!她听罢,一脸高兴。


在那场见面会结束后,我向吴芳思发出了采访邀约,她非常爽快地答应了。采访的时间地点定在了一周后,她家。


吴芳思在新书见面会(叶叶/摄)


她书中的中国文化——不爱“四大名著”,对《围城》情有独钟


约见的那天,伦敦天气罕见放晴。我按着她给我的地址很顺利地找到了她位于北伦敦的家。吴芳思很热情地把我迎了进去,带到了客厅,问我要喝点什么,要不要喝中国茶。我很好奇地看她拿出了一个茶罐,从里面拿了一颗茶球给我,说,这是我朋友从中国带来给我的,你试试。我看着这茶包装写着“新会陈皮茶”,我说,这茶我还是第一次喝。趁她在泡茶时,我环视了周围,视野所到之处满是书籍,书架上自然不必说,茶几上,椅子上,墙角边,地上……除此之外,有几处中国特色的装饰品,我所坐的椅背上挂着一个剑桥徐志摩诗歌艺术节的麻布袋。


我和她的采访是从聊她的新书《中国文学》开始的。吴芳思说她花了不到九个月完成了这本书。书中既谈到了广为人知的“四大名著”、《论语》、《史记》、《聊斋志异》、《骆驼祥子》、《家》、《子夜》、《围城》、《毛泽东语录》……也不乏一些冷僻书名,譬如《鲁班经》、《芥子园画传》、《园冶》等。


采访伊始,我便向吴芳思抛出了一个我思寻已久的问题,三千年的文化中国,是如何择出这六十六本著作的?她告诉我,选择这些书,出于两层考虑。第一层,这些书已经有其译本,并非得是英译本,法德语也可。这便于西方读者阅读;第二层,就和她自身学习中文的经历有关。她举例说:“我的博士论文题目是有关‘四合院’的,为此我看了一些书,其中就包括讲解建筑的《鲁班经》和描写北京的《城南旧事》、《正红旗下》等。”


吴芳思说,这六十六本书并非都是自己所爱,有些自己很喜欢,有些很重要不得不选录。


她说钱钟书的《围城》“可能是最爱”。“这本书内容既丰富又有趣,各女子如何找丈夫的桥段十分耐人寻味。”我好奇地问,这些在西方人看来,能理解吗?她答:“全世界在这个问题上其实都是一样的,只是手段和目的不同。全世界都有这样一群人,试图控制另一群人,以为是正确地告诉别人应该这样,不应该那样。”


她评价吴晗的《朱元璋传》“非常好”。在她看来,吴晗笔下的文字“优雅而美丽”。她记起,这本书是她当年在北京大学读书的时候看的。由于这在当时是本禁书,若非老师的提书单,她是无法在图书馆找到的。而就算有老师作保,她也只获得了两天的阅读时间。她告诉我,她实际上一天就看完了,“看这本书的时候我根本舍不得放下,当天晚上熬夜看完了”。


老舍的书对吴芳思产生了一定影响。她在《中国文学》中罕见地介绍了来自同一位作者的三本书《二马》、《骆驼祥子》、《正红旗下》。她告诉我,她在北大那一年,还去了老舍的家。“当时,他的夫人和女儿都住在那儿。去的时候是冬天,她们把院子里的花都搬进了室内。我走进屋的感觉就像是进了丛林。”她边说着,边做出了拨开层层绿植以便取道的样子。这之后,她发觉她对老舍《正红旗下》的内容有了更深一层的认识。


她还提到,她喜欢的《城南旧事》、《浮生六记》、《儒林外史》、《赵氏孤儿》等著作。她还喜欢鲁迅的《故乡》,至今对闰土那孩子记忆深刻;她回忆起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在北京看的话剧《风雪夜归人》,她惟妙惟肖地向我模仿剧中京剧男旦魏莲生如何面对镜子卸下妆容,她至今对那一幕心生惊艳。


吴芳思对位列书榜而自己不喜欢的作品也并不含糊。她直言不喜欢孔子,她对孔子所宣扬的阶级关系和伦理思想无法认同。“按照孔子哲学,社会地位低下的人永远只能地位低下,无法通过自身的努力改变;也不认可女人在社会中的地位。”吴芳思不讳言,老子的《道德经》“有点难懂”,却“特别喜欢”庄子。她特别提到了庄子在夫人去世时“鼓盆而歌”的典故,赞赏庄子“(夫人)即将从我家小屋迁往天地大屋,坦然安卧”的关于生命原理的态度。


而谈到中国文学,绕不开的“四大名著”皆未入吴芳思喜爱的榜单。“在四大名著中,我最喜欢《红楼梦》,最不喜欢《西游记》。”她说,可能是《西游记》这类玄幻的题材不是她所喜欢的。她告诉我,在写这本书前,出版社向她提出要求,希望她的每篇书评篇幅相近。这有点难倒她了,“喜欢的书,我当然能写出许多感悟;但比如评价《西游记》,我本意是想说:这本书很重要,但我不喜欢,你自己去看翻译本。”说到此处,她俏皮地翻了一个白眼。


她走过的中国变迁——特殊时期的经历“挺好玩儿”

 

在采访中,吴芳思告诉我,在还没去中国前,鲁迅和老舍的作品帮助她在脑海中构建了最初的对中国的印象。



吴芳思第一次去中国是在1971年,那是文革开始后第一批去中国的“英国革命青年代表团”。“我记得,当时是郭沫洛来接待我们。其他人有些生气,因为他们以为周恩来会来。但当时我知道郭是谁,所以我见到他也挺高兴。”


吴回忆起四十年前的往事,神情就像在说昨天发生的事。她跟着代表团去了好几处地方,北京、上海、南京、红旗渠……


她记得,在那趟旅程中,有团友不幸生病,而考虑到吴芳思会说一些中文,团里决定让她照顾生病的团友,歇几天再赶路。村庄对于突然出现的外国人感到好奇,“当时村民都穿着棉鞋,走路都听不见声音。有一次,我一回头,发现背后有五十多个村民在看我。”


她还记得因为当时不熟悉中文的俚语表达,还闹出过笑话。“村民见到我会问:‘吃过饭没有?’我当时不知道这句话相当于‘你好’的打招呼语,我很认真地回答了起来:‘我吃了。我吃了米饭,猪肉……’我把吃的菜名一一罗列出来,他们应该觉得我很奇怪。”在这个团中其中一名团友回英国后当上了议会代表,她有一次对吴芳思说,自己想重游那趟旅程,想看看什么改变了,什么还留着。


有了第一次去中国的经历,第二次去就显得“驾轻就熟”了。她认同著有《中国科学技术史》的李约瑟用“还好”来描述当时处在“文革”时期的中国。


1975年,她和其他八名英国学生一同参加了英国文化委员会的留学交换项目,在北京大学学习一年。父母对她去北京很支持,他们说既然学中文,就应该去中国。“我在北大的时候,他们还来中国看望过我一次。”


“因为处在文化大革命时期,我们学的东西‘有点奇怪’……”我问道:“哪方面奇怪?”吴随即唱起了那个年代的革命歌曲,唱了两三句便没有继续下去,“记不住歌词了”。


吴芳思在回英国后所著的《在北京练习手榴弹:我在文革中》一书中写道,自己和同班的中国学生一样,有半年时间在工厂里,跟制造火车头的工人们在一起;或在农田里,向农民学习如何捆白菜、挖防空洞;在泥水里,学习如何插秧……其余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教室里度过的:每个星期六上午,有两个小时要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、毛泽东思想等必修课;体育课上,要练太极剑、推铅球和手榴弹投弹训练……
 

不管是去农村干农活还是学投手榴弹,吴芳思更愿意用“好玩”来形容这样一段独特的经历。在她看来,“那一年在北京,不断练习说中文,这才是最重要的。”她告诉我,她可喜欢北京的胡同,她总是趁着下午没课的时候骑着自行车逛胡同,她说她几乎逛遍了北京所有的胡同,还拍了很多照片。


这段经历对于了解中国社会有帮助吗?我问她。“对了解当时的中国社会有帮助。”她把重音落在了“当时”这个词上。她记得那一年中国发生了好几件大事。由于唐山大地震,她的回程计划随之发生了改变。在她结束北大学习回英国后两三周后,毛泽东去世,“文革”结束,中国社会面临着大改革。


由于之后工作的关系,吴芳思自1980年代开始,每年都会去中国两三次。她告诉我,七十年代末期开始,不少英国人很想了解中国。他们想去北京、上海,她们想爬万里长城,想进故宫。“那时候的中国真是非常好玩。”她谈到如今的中国和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相比,“高楼”是一个最直观的变化。全球化的进程使得中国大城市不断涌现的高楼耸立,“有时候我觉得这样的城市可以是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,而削弱了中国的特色。”她说,“我感到有些遗憾。”


整场采访持续了两个多小时。她直爽的性格使本次交谈颇为顺畅。她直言读不喜欢的书简直“浪费时间”,“看完就想立马丢出窗外”;她坦言不喜欢莫言、余华这类中国当代作家,“欣赏他们但不喜欢他们的作品”;而作为国际敦煌项目指导委员会成员,她虚心表示自己从中国学者那里偷师不少,敦煌经卷的翻卷声犹如天籁;她认为,全世界应该涌现更多的人学习中文,不应被一句“中文难学”而打败……她在交谈中随处可见的俏皮表情和孩童般的笑容,让我不知不觉把面前这位69岁的老太太,和当年那位去北大的留学生的样子重合了起来。


临走时,她对我说,今天我的中文不太好,明天可能会好些。


吴芳思家的客厅(叶叶/摄)


吴芳思最新作品《中国文学》


人物简介:


Frances Wood,中文名吴芳思,知名的汉学家、历史学家。


吴芳思在剑桥大学学习中文,于1975至1976年在北京大学学习。1977年进入大英图书馆工作,负责管理中国典藏,并出任中文部主任,直到2013年退休。她还是国际敦煌项目指导委员会成员,及《东方陶瓷学会会刊》编辑。其著作《马可·波罗到过中国吗?》(Did Marco Polo go to China?)被译成中文,在中国引起巨大反响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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